盛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,王昌龄、高适、李白、孟浩然、杜甫、岑参、王维等伟大的诗人在这个时代渐次登场,用他们的文思为我们留下流传千古的绝唱。而其中,杜甫与高适的友谊,不仅成就了一首首传诸后世的名作,更为成都这座城市留下了“人日游草堂”的文化记忆。
5月7日,由川观新闻、封面新闻、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——“杜甫 成都 诗”第十四讲在阿来书房开讲。这一期中,阿来透过《遣怀》《昔游》《赠杜二拾遗》等诗作,细致剖解杜、高二人友谊的发展脉络,为广大读者揭开历史记载背后的杜、高友谊真相。
阿来讲“杜甫与高适”
【资料图】
青年壮游:
寒芜际碣石,万里风云来
关于杜甫与高适的结识,《旧唐书·杜甫传》中说:“(杜甫)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,酒酣登吹台,慷慨怀古,人莫测也”。
公元744年,32岁的杜甫家有良田、衣食不愁,在梁地(今河南开封)游玩时遇见了43岁的李白和40岁的高适。其时,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,而高适参加了多次科举却还未中进士。三人四出访古,游梁园,登吹台,怀念汉朝时梁孝王和身边文士枚乘与司马相如等饮酒欢会、援笔为赋的情景。然后再游宋州(今河南商丘),射猎于孟诸野泽。
对于这次交游,李白写过《秋猎孟诸夜归,置酒单父东楼观妓》,高适写过《甲申岁登子贱台》,各自表达着纵酒欢会的喜悦和壮怀激烈的豪情。“但是,在已经名声在外的李白、高适面前,当时还是一位文坛新人的杜甫没敢提笔写诗。在多年以后回忆这次出游的《遣怀》中,杜甫说当时的自己是‘两公壮藻思,得我色敷腴’,李白和高适两位大诗人对他和颜悦色,他就已经很满足。”
在《遣怀》与《昔游》中,杜甫追忆起三人交游时的两次登台经历。“在梁地,他们‘气酣登吹台,怀古视平芜’;在宋州,他们‘昔者与高李,晚登单父台’,”阿来表示,在古代文人眼中,由于高台上接天际、可与神通,因此登台也就有了寄托高远志向的意思,“年轻的杜甫当时也是踌躇满怀,期待着在这个太平盛世中有一番作为,所以他说自己登台远望是‘寒芜际碣石,万里风云来’,在他眼中华北平原绿野千里,在他胸中雄心勃勃,没有半点悲愤与悲凉”。
然而,命运似乎就是要跟杜甫开一个玩笑。交游梁宋的四年后,高适进士及第,开始入朝为官。而杜甫却终身未能通过科举,虽几经求索最终做到左拾遗,却依然是一个难以一展胸中抱负的小官。待到天宝十四年的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,山河动荡之下,原本在河南巩县尚有一些祖产的杜甫,完全陷入了朝不保夕的流离中。
阿来
蜀中往来:
草玄吾岂敢,赋或似相如
当杜甫一家在759年冬天终于来到成都时,此时的高适正在成都附近的彭州任刺史。
初到成都,杜甫一家还寄居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时,高适就写下了一首《赠杜二拾遗》给杜甫。诗中,高适说杜甫“传道招提客,诗书自讨论”“听法还应难,寻经剩欲翻”,处处透露着老朋友间的了解与关心,“杜甫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,所以高适说他虽然寄居寺院,但每天关心的可能还是谈史论文,”阿来说,“而在这句诗的结尾,高适更是用扬雄晚年隐居成都写作思想精深的玄学著作的经历,半带调侃半带勉励地问杜甫‘草玄今已毕,此外复何言’”。
收到高适寄诗不久,杜甫写了一首《酬高使君相赠》作为回复。“‘古寺僧牢落,空房客寓居。故人供禄米,邻舍与园蔬’,杜甫人才刚到,高适就为杜甫一家送去了自己的禄米,周围的邻居也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送去,我们可以知道,杜甫一家一到成都,高适就给予了很多的帮助。”而对于高适所关心的,杜甫要在成都做些什么的问题,杜甫也在诗的最后予以了回答,“‘草玄吾岂敢,赋或似相如’,杜甫说自己写学术著作可能比不上扬雄,但写点诗词作品应该还是可以和司马相如比肩。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,在交游梁宋十几年后,杜甫已经从那个在李白、高适面前谨小慎微的后辈,变成了对自己的学问和写作有着充分自信的诗人”。
“初到成都,高适很乐意向杜甫施以援手,但一段时间之后,杜甫的阶级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,”阿来表示,“由于杜甫本身出身地主家庭,属于士人阶层,因此即便是流寓成都、草堂附近也有荒地可供开垦的情况下,杜甫仍然不愿意自己种地。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?那就是不断地向朋友们、向当时成都的权贵们寻求救济。这样天天找高适要帮助,久而久之,可能高适也有点烦了,就开始躲着他。”
在杜甫这一时期写下的《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》《奉简高三十五使君》等作品中,读者可以看到杜甫动之以情地向高适寻求帮助等各种“拉赞助”方式。而当这些诗都石沉大海之后,此时高适也从彭州刺史改任蜀州(今崇州市)刺史,杜甫又亲自去到蜀州想当面找高适,“不过估计最后也没要到帮助,所以在诸如《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》一类写于这个时期的诗中,我们读到‘蝉声集古寺,鸟影度寒塘。风物悲游子,登临忆侍郎’等句子,由于自己处境艰难,眼中的景物也跟着有了悲情的色彩”。
各自漂泊:
锦里春光空烂熳,瑶墀侍臣已冥莫
在杜甫一次次寻求帮助,而高适一次次不予回应之后,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有一次,一位叫王抡的老朋友奉命到成都巡视,杜甫在与其相遇之后邀请他到草堂一聚,写下《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,奉寄此诗,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》,“请王抡带着酒菜来,并且请王抡邀请高适一起来”。不久,王抡和高适带着一桌酒菜同来,大家宴饮之际开始作诗,在杜甫写下的《王竟携酒,高亦同过,共用寒字》最后有一句“移樽劝山简,头白恐风寒”。阿来表示,“山简是东晋的青州刺史,喜欢喝酒,诗也写得好,杜甫以此来比喻高适。这句诗,杜甫在告诉高适,我这里又比较冷,你头发都白了,还是喝点酒来抵御这里的寒气吧。这种对话方式和两人一开始互相唱和的语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,曾经亲密的关系到这里变得有点疏离”。
但是作为朋友,高适也并非完全不顾杜甫的死活。在公元761年的大年初七,高适曾写下一首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的诗给杜甫,阿来认为,随诗高适一定还馈赠了许多年礼。“诗中,高适从理解和同情杜甫的思乡之情与漂泊之感写起,说到‘身在远藩无所预,心怀百忧复千虑。今年人日空相忆,明年人日知何处’,当中对于生命无常的感慨、对于老朋友的关怀都是很真切的情感流露。到诗的最后,‘一卧东山三十春,岂知书剑老风尘。龙钟还忝二千石,愧尔东西南北人’,高适以谢安的典故向杜甫表明自己的心迹与志向,也表达着对东西南北漂泊不定的杜甫的愧疚”。
但是令人遗憾的是,收到高适的诗后,杜甫却没有立刻回复他。而在这首诗写完4年后的公元765年,高适逝于长安。到了770年,离开成都后又在云安、夔州等地漂泊,想要回到老家的杜甫一家,寄居在洞庭湖上的一艘小舟上,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,自觉生命将尽的杜甫,开始检视自己生平的文章,在纸堆中翻到了高适的这首诗。时移世易,读来泣不成声,也才终于提笔,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,完成了对高适的回复。
这首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》中,饱经动荡的杜甫自述读到高适的诗时“自蒙蜀州人日作,不意清诗久零落。今晨散帙眼忽开,迸泪幽吟事如昨”,感叹自己与高适的遭遇“呜呼壮士多慷慨,合沓高名动寥廓。叹我凄凄求友篇,感时郁郁匡君略”,“最后说‘锦里春光空烂熳,瑶墀侍臣已冥莫’,当我们都已经不在,锦城的风光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?这一刻,我相信杜甫可能早已经忘记了和高适之间的小恩怨,而只是在缅怀一位与自己志趣相投、曾经给予自己诸多帮助的老朋友。”这首诗完成的两三个月后,一代诗圣在洞庭孤舟上溘然长逝,也标志着群星璀璨的盛唐诗人群体自此凋零。
约一千年以后的清代咸丰年间,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有感于杜甫、高适人日唱和背后的文人精神,在人日这一天走进草堂,写下“锦水春风公占却,草堂人日我归来”的对联,引起文人墨客竞相效仿,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,挥毫吟诗,凭吊诗圣。此后,“人日游草堂”便成为成都人的一项重要文化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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